二零零七年 秋季號
二零零七年 秋季號
| 陳皮村書店座落於大埔舊墟逾四載，得各方友好、諸位大埔小商戶鄰里關懷愛護，村內仝人雖分身乏術，經常做到氣咳(如將舊書物流到東、物流到西......)，亦無怨無懟。唯人生之階段不同，店鋪之生命亦如此，今秋我們將「摺埋」陳皮村書店之實物版本，自此加強網上版本的陳皮村，並會在日後經常在網上造擾大家(不想接到陳皮訊息的請告知)。網上預約借還書籍之程序如何，亦會日後通知大家。而陳皮村之耕種部份將不會成為網上虛擬，即村民下田勞動照舊。 |
放下我執 還看伊城姬英輝 |
|
|
近來流行說「我城」。說「我城」最輕易是講「我就係咁樣睇呢個城，我話佢係點既佢就係點既」，於是對個「城」有好多話講，對個「我」就鮮有內省。Orhan Pamuk寫《Istanbul: Memories and the City》，寫「我」又寫「城」，何其沉重而複雜，但最驚心之處，是說「我城」時沒有停止過自省心中的幽明，並吃下自知的禁果。 Pamuk開宗明義說自己不同於Said、Naipaul等人，他是終生都沒有離故土土耳其而居——特別是本書的主題對象伊士坦丁堡，作為他身份探索長征出發之處，五十三年繞出一個大圈和無數後街陋巷之來回踽踽獨行後回歸及再出發點，路是愈走愈長，也是愈走愈深入的文化「內」省。 事緣作者是伊士坦丁堡滿城窮人之外的少數極富有的實業資本家之後，並與同代的紈絝子弟在境內接受美式教育，說到宗教，他有點宗教傾向卻又尷尬地觀察到境內最虔誠的回教徒恰恰是當地最貧苦的人......有了這些毫不弱勢的邊緣位置，他卻又與整個伊城人民共同沉浸(沉淪)在奧圖曼帝國衰亡後的破爛與衰敗中——伊城作為當日大帝國最黃金璀燦中的極品，在高潮與反高潮後的頹垣敗瓦與後焚城灰燼下如何為自己的憂傷(英文叫melancholy，土耳其文叫huzun——兩個u上面有umlaut)定位，正是作者無數閱讀、步行、體味、破滅與重拾的與伊城的主客銷溶。 此過程的其中一個十分有趣的曲折，是Pamuk要處理他自己與數世紀以來的西方(特別是西歐)訪客以文字和圖像表述的伊城的關係。處理這樣的題材的最輕易方法當然是指出西方人在伊城獵奇並加以東方定格，但這對作者來說委實太簡單了，於是他又想深一層，說道他那一類「西化了的」伊城人又何嘗不是在批評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時，不自己在心底裏竊竊盼望人家知道他們這種人是何等的「西化」？再者，那些「西方訪客」(那怕是短期訪客而已)才會去捕捉的伊城定格風貌(東方典型)，Pamuk說他自己其實對於有關的對應實物的消逝，亦深覺可惜。不但如此，Pamuk甚至認為該等西方訪客為伊城捕捉了那樣的風貌，正正是他自己對伊城歷史文化認識的根據，並在書中一一細陳，真是何等複雜糾纏。 憂腸百結，大家都心知肚明，伊城是永遠永遠再不會富強起來的了，它的多民族共存共融性格也在統治者力催的國族主義下褪色了。但這樣說，是不是自暴自棄呢？難道，全盤西化又不是自暴自棄嗎？全情投入全球化去博取經濟地位，又是不是自暴自棄呢？......Pamuk對這類問題有一番看法：首先，他不敢苟同於那些將自己的不快樂投射到自己的城市去的人，認為那是自暴暴他——為何城市要給這些人發洩呢？更沉痛的教訓(他不惜以他母親為例子去說明這點)是以城市的衰敗來為自己的犬儒人生觀負責任，把自己放棄理想說成是因這個城市沒有人會欣賞理想所致。城何無辜，要承載這麼多的人心不順暢、歪邪﹗ |
|
至於Pamuk要走的那些路，是要找尋前人、今人的許多故事於後街陋巷之中，於無數往昔作品的心血之中：以大胸襟大氣魄將各種、各類、各族、各式人等的故事——無須預設和總結為教訓，無須評定這一代人的故事比那一代人的故事好——發掘箇中的豐饒與複雜性，重重翻閱下去，又讓故事之間互相映照出萬花絢爛，這便是Pamuk給輕易寫「我城」的人的一個警告與啟示。 對熱愛看《My Name is Red》、《Snow》等大作的讀者來說，若有興趣揭秘去看作者成長的心路歷程如何影響他寫作該等書籍，本書也提供了一定的參考資料。 |
|
|
溯洄從之，溯游從之----介紹幾種有關北地藝術、人文生活的書籍 土鯪魚
文字書寫Newfoundland及Labrador漁民的口述故事，則收入兩本書裏，陳皮村購入有關女性漁民及漁業從業員那一本，名為《Strong as the Ocean》。見証時代變遷，市場改變、性別與社會地位的轉變，但不變的是依著自然討活的人都知珍惜、珍重。
|
住屋與城市規劃之無政府主義 (第一篇)——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醉凡 人，總會有夢想吧；而夢想，又總有幻滅的時候。雖然如此，讀Colin Ward的書，能給人予一種力量——他不是無知的樂觀派，可是他就是有那種傻勁，知其不可而為之；而且，他的觀察是那麼銳利，帶著高度的反省與深切的關懷，他的文字，每每令人動容。 《與建築師的對話》(“Talking to architects”)是Colin Ward由1976年到1996年間以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為主要對象的演講紀錄。其實自六十年代開始，他已不再從事建築行業，但他頗以這個行業為榮，因為在這裏孕育了好一些出色、具人文及社會關懷的人(或者應該說，是這些各式各樣的異見人士孕育了這個行業)。正如Colin Ward所常常強調的，如果每個行業都有這些奇人異士如無政府主義者(Colin Ward本身就是)、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那麼，我們的社會也會更有生氣，更有希望了。 其中一位奇人異士就是剛於半年前去世的Laurie Baker(1917-2007)。他出生於英國，青少年時代由Methodist轉為Quaker信徒，畢業於Birmingham School of Architecture。於二戰期間他跟隨Friends Ambulance Unit到中國和緬甸，起初是救助戰爭中的傷者，其後開始照顧痲瘋病人，身處惡劣環境之中，他自己的健康也受到嚴重影響，以致須回英國休養。正當他在孟買等候船隻回國時，他巧遇甘地，也從此與印度結下不解之緣。1945年，他從英國又回到印度，為痲瘋病人建設適合他們的醫院。其後他和新婚妻子搬到喜馬拉雅山區Pithoragarh生活了16年，在這氣候惡劣、地理崎嶇的貧窮山區，Laurie Baker明白到自己在英國習得的所謂專業知識，在面前這種環境毫不管用，面對著岩石、泥土、紅土、牛糞、斜坡、地震、暴風、山泥傾瀉、白蟻入侵.....他唯有從當地村民身上學習經過千百年來的經驗累積而成的本土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 |
「我所懂得的建築，都是從觀察一般人的做法而來的；由於是一般人的做法，那些建築總是最經濟、最簡單的。一般人甚至不用聘請建築工人，就由自己的家人一起做便可以了。那是完全可行的，看看那些舊建築——例如有眾多小洞的木格子窗門能好好把光線和強光過濾；我可以肯定混凝土鑲嵌著玻璃的窗便做不到這種效果。」(“Laurie Baker: Life, Works & Writings”, p.3) |
|
|
Laurie Baker一生致力研究和實踐「低成本房屋」，讓印度的貧苦大眾可以住得舒適和有尊嚴，為此他甚至常常走到垃圾堆中搜尋被棄置卻可用的材料。事實上，低成本(質素亦高)的房屋的重要原則就是利用就地和順應當地大、小氣候的(豐沛)材料(而非鋼鐵和玻璃等不可再生的物料)，以及回歸建築作為一種手工藝的傳統，讓人的技術與創造力不致失傳。 而傳統，並不是口頭上說說，或寫寫文章便可傳承下去。Laurie Baker終其一生設計並親身建成無數房屋(單單在印度的Trivandrum便超過一千間)和其他建築物如教堂、學校、機構和醫院。這些房屋和建築，並非千篇一律，更沒有一套所謂設計的標準，每一間都考慮到其獨特的環境以及使用者的特定需要——因為Laurie Baker深信，一個多元的社會孕育著多元的夢想，而他努力一輩子就是希望更多人能實現他們各式的夢想，迸發人們對生活、生命的熱切追求。Laurie Baker的建築，就是他對理想社會的表白。 擁抱"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相信人們有能力築起自己的家園和夢想的人，當然不只Laurie Baker一個。Cornelis van Eesteren (1897-1988), Hassan Fathy (1899-1989), Bernard Rudofsky (1905-1988), Walter Segal (1907-1985), Giancarlo De Carlo (1919-2005), John Turner F.C. (1927-)等等身處建築行業中基進(radical)一端的人，他們都深深明白，專業化了的建築行業，只會令人類歷史不斷累積下來的傳統和智慧消失，令今人逐漸喪失創造和嘗試的勇氣，令社會的生命力萎縮。怎樣的建築，反映著怎樣的社會；主導二十世紀的「現代建築」、「國際風格」——即「可以符合所有國家和氣候的建築」或曰「居住機器」(Le Corbusier語)，最適合現代全球化資本流通的集權或偽民主社會。以金錢和科技堆砌出來的現代建築，美其名以理性、功能、秩序為先，事實上最終只為了工業化下大量生產的可能：組件預製代替人的工藝(因此我們不再需要那麼多的釘板、紮鐵和石屎工人)，鋼筋、玻璃和混凝土取代每個地方自有的物料資源，無需美感，或讓美感淪為利用電腦計算出來的幾何空間。不用介意每個人被磨平，生命的可能性被抹殺，讓別人的標準成為自己的標準(例如每個人擁有自己的物業，最好有海景、有會所)，人人守(官方訂下的)紀律，惟其如此，舊日的混亂、非理性人類世界才會被摧毀，政權商賈才可以繼續掌管這個世界﹗ 現代建築(或現代理性)早已為人詬病，但我們又有甚麼回應呢？好些人嘗試回歸傳統(不過傳統已受到極大的破壞，而且經過「現代」教育之後，大部份人均以傳統為恥，此乃終極破壞之源)，但當中很多人也許只是以「傳統」作為裝飾、作為賣點。真正相信vernacular architecture的又有幾人？上述諸公，矢志一生，成功也好，失敗也好，為我們留下了無數經驗，活在廿一世紀的我們，又會為未來留下甚麼？(希望不只是藍屋、皇后碼頭、昔日半山豪宅或波鞋商場，以及大量不可分解的垃圾和毒物。) (待續) |
|
陳皮村藏書系列：
|
|
|
讀者投稿： 《The Good Life：農莊生活手記》 Helen Nearing, Scott Nearing著，高志仁、梁永安譯 台北：立緒文化，1999。
|
|
晴天 《The Good Life：農莊生活手記》正如其名談及的是甚麼是美好生活。對作者聶爾寧夫婦(Helen and Scoott Nearing)來說，美好生活是一種非主流的生活。 聶氏夫婦在二十世紀初試驗實行他們認為是美好的生活。他們遠離都市，買下山區一所農莊，種植有機食物，過著自耕自足的生活。他們的具體主張是：在經濟上儘量獨立於商品與勞力市場之外；在保健上，種植有機食物，實行身土不二；在社會倫理上，不受制於剝削形式、保育地球、不奴役人類和動物。他們尊重生命和奉行簡樸生活。《The Good Life》一書紀錄了聶氏夫婦歷時六十載對美好生活的試驗體會。 看畢了這本書，有很深層的觸動。除了婉惜聶氏夫婦早生了一個世紀，不為當時社會容納外，更深深的欽佩他們堅持自己理想活出自己生命的品格。他們在二十世紀初已經體現了現今世代倡議的環保概念，簡約生活以及和平、人道主義等理念。 《The Good Life》一書亦令人作出反思。也許一般香港人認為能完成人生的必經階段便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包括結婚生子、培育子女成材、累積財富以便過富足的退休生活，然而為了這些「美好生活」，我們付出了甚麼呢？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充滿張力和混亂。人與人之間高度競爭，互相踐踏。為了一份工自尊可以受到摧殘。在經濟方面，我們屢受大財團的剝削。週遭的環境受到極速破壞，我們亦沒有時間和大自然共處。這些都是現代人在現今社會生活心靈受到嚴重創傷的問題，但可惜為了追求「美好生活」，我們都不自覺自己正在受到摧殘，也許我們亦不覺察這些問題原是問題。聶氏夫婦在書中述說他們視每一個計劃和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戰。他們每一天每一刻都在選擇應該做甚麼。我們都市人有這一份自覺和醒悟嗎？我們每天對週遭事物作出「反應」(react)，日復一日重複的生活，成為生活的奴隸。我們每天好像做許多選擇，但實際上我們有沒有「自覺」的在選擇呢？我們是否生活的主人呢？也許如一位朋友所言，在香港我們沒有空間亦沒有能力去反思甚麼是美好生活。 就讓我以下列聶氏夫婦的生活理念來結束這篇文章：
|
讀一回鉅著 活一個世代文思慧 2007.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