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 秋季號




陳皮村書店座落於大埔舊墟逾四載,得各方友好、諸位大埔小商戶鄰里關懷愛護,村內仝人雖分身乏術,經常做到氣咳(如將舊書物流到東、物流到西......),亦無怨無懟。唯人生之階段不同,店鋪之生命亦如此,今秋我們將「摺埋」陳皮村書店之實物版本,自此加強網上版本的陳皮村,並會在日後經常在網上造擾大家(不想接到陳皮訊息的請告知)。網上預約借還書籍之程序如何,亦會日後通知大家。而陳皮村之耕種部份將不會成為網上虛擬,即村民下田勞動照舊。



放下我執      還看伊城

姬英輝


近來流行說「我城」。說「我城」最輕易是講「我就係咁樣睇呢個城,我話佢係點既佢就係點既」,於是對個「城」有好多話講,對個「我」就鮮有內省。Orhan Pamuk《Istanbul: Memories and the City》,寫「我」又寫「城」,何其沉重而複雜,但最驚心之處,是說「我城」時沒有停止過自省心中的幽明,並吃下自知的禁果。

Pamuk開宗明義說自己不同於Said、Naipaul等人,他是終生都沒有離故土土耳其而居——特別是本書的主題對象伊士坦丁堡,作為他身份探索長征出發之處,五十三年繞出一個大圈和無數後街陋巷之來回踽踽獨行後回歸及再出發點,路是愈走愈長,也是愈走愈深入的文化「內」省。

事緣作者是伊士坦丁堡滿城窮人之外的少數極富有的實業資本家之後,並與同代的紈絝子弟在境內接受美式教育,說到宗教,他有點宗教傾向卻又尷尬地觀察到境內最虔誠的回教徒恰恰是當地最貧苦的人......有了這些毫不弱勢的邊緣位置,他卻又與整個伊城人民共同沉浸(沉淪)在奧圖曼帝國衰亡後的破爛與衰敗中——伊城作為當日大帝國最黃金璀燦中的極品,在高潮與反高潮後的頹垣敗瓦與後焚城灰燼下如何為自己的憂傷(英文叫melancholy,土耳其文叫huzun——兩個u上面有umlaut)定位,正是作者無數閱讀、步行、體味、破滅與重拾的與伊城的主客銷溶。

此過程的其中一個十分有趣的曲折,是Pamuk要處理他自己與數世紀以來的西方(特別是西歐)訪客以文字和圖像表述的伊城的關係。處理這樣的題材的最輕易方法當然是指出西方人在伊城獵奇並加以東方定格,但這對作者來說委實太簡單了,於是他又想深一層,說道他那一類「西化了的」伊城人又何嘗不是在批評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時,不自己在心底媗捇悇葑璊H家知道他們這種人是何等的「西化」?再者,那些「西方訪客」(那怕是短期訪客而已)才會去捕捉的伊城定格風貌(東方典型),Pamuk說他自己其實對於有關的對應實物的消逝,亦深覺可惜。不但如此,Pamuk甚至認為該等西方訪客為伊城捕捉了那樣的風貌,正正是他自己對伊城歷史文化認識的根據,並在書中一一細陳,真是何等複雜糾纏。

憂腸百結,大家都心知肚明,伊城是永遠永遠再不會富強起來的了,它的多民族共存共融性格也在統治者力催的國族主義下褪色了。但這樣說,是不是自暴自棄呢?難道,全盤西化又不是自暴自棄嗎?全情投入全球化去博取經濟地位,又是不是自暴自棄呢?......Pamuk對這類問題有一番看法:首先,他不敢苟同於那些將自己的不快樂投射到自己的城市去的人,認為那是自暴暴他——為何城市要給這些人發洩呢?更沉痛的教訓(他不惜以他母親為例子去說明這點)是以城市的衰敗來為自己的犬儒人生觀負責任,把自己放棄理想說成是因這個城市沒有人會欣賞理想所致。城何無辜,要承載這麼多的人心不順暢、歪邪﹗


至於Pamuk要走的那些路,是要找尋前人、今人的許多故事於後街陋巷之中,於無數往昔作品的心血之中:以大胸襟大氣魄將各種、各類、各族、各式人等的故事——無須預設和總結為教訓,無須評定這一代人的故事比那一代人的故事好——發掘箇中的豐饒與複雜性,重重翻閱下去,又讓故事之間互相映照出萬花絢爛,這便是Pamuk給輕易寫「我城」的人的一個警告與啟示。

對熱愛看《My Name is Red》《Snow》等大作的讀者來說,若有興趣揭秘去看作者成長的心路歷程如何影響他寫作該等書籍,本書也提供了一定的參考資料。

   



溯洄從之,溯游從之----介紹幾種有關北地藝術、人文生活的書籍

土鯪魚


Anne Meredith Barry最後二十年回到年青時曾到過的Newfoundland,把那堛漱恁B海、山川以最開放的形式灑遍在許多畫布、畫紙、絲幕、屏風、木刻上......有時,她讓地圖與航海旅行日誌出場;有時,把人、魚、鳥、飛瀑湖泊都結集在和服/紙上;有時,讓鯨魚向星辰鳴叫出最後的歌聲......

欲知力量何以是愛,愛何以長久不息不棄,不息不棄何以是生命的步伐,藝術何以是生命的皈依......請來看Anne Meredith Barry的畫,其中一部份收在《Natural Energies》中。


同樣居於北地,卻早就是那埵磳薊截nuit Indians,其石刻、雕塑也是充滿大地氣息--天人不分的生活感覺灌注在每一個動物的形象中。這些「藝術家」 卻是上世紀一群被驅趕、然後囚禁於現代化生活中的「謀生者」,但其作品不單不減震撼人心之處,還負載了世上少數民族的災難與輝煌,並因此牽動仿同隔世的驚心。陳皮村選購了《Celebrating Inuit Art》(Ed. by Maria von Finckenstein + ItuKiagatta!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以饗讀者。


冰島北地、Faroe Islands上的維京後人,與Greenland北地上的Thule部落,至今仍是生活(不是旅遊)於地球最北方的少數份子。他們有著怎樣的風霜面容,攝影家Ragnar Axelsson捕捉而刻劃下來,將面容與四周的風霜都一併撞擊到我們這些只知生活求舒適、就手去消費、忘記歷史與環境的人的意識堙C他的作品收錄在《Faces of the North》堙C



文字書寫Newfoundland及Labrador漁民的口述故事,則收入兩本書堙A陳皮村購入有關女性漁民及漁業從業員那一本,名為《Strong as the Ocean》。見証時代變遷,市場改變、性別與社會地位的轉變,但不變的是依著自然討活的人都知珍惜、珍重。


COBRA正式作為一個組織而活躍於藝壇,只有幾年光景,但其成員激情無限,強調我手繪我心,不需轉折。一些作品收藏在冰島首都Reykjavik的美術館,其中COBRA成員Else Alfelt 曾雲遊冰島經年,一瀉千里的是對冰島山河的激情,令人一看立刻中了眼鏡蛇之毒﹗他及一些COBRA主要成員的作品,見於《COBRA Reykjavik》




住屋與城市規劃之無政府主義 (第一篇)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

醉凡


人,總會有夢想吧;而夢想,又總有幻滅的時候。雖然如此,讀Colin Ward的書,能給人予一種力量——他不是無知的樂觀派,可是他就是有那種傻勁,知其不可而為之;而且,他的觀察是那麼銳利,帶著高度的反省與深切的關懷,他的文字,每每令人動容。

《與建築師的對話》(“Talking to architects”)是Colin Ward由1976年到1996年間以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為主要對象的演講紀錄。其實自六十年代開始,他已不再從事建築行業,但他頗以這個行業為榮,因為在這堨巨|了好一些出色、具人文及社會關懷的人(或者應該說,是這些各式各樣的異見人士孕育了這個行業)。正如Colin Ward所常常強調的,如果每個行業都有這些奇人異士如無政府主義者(Colin Ward本身就是)、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那麼,我們的社會也會更有生氣,更有希望了。

其中一位奇人異士就是剛於半年前去世的Laurie Baker(1917-2007)。他出生於英國,青少年時代由Methodist轉為Quaker信徒,畢業於Birmingham School of Architecture。於二戰期間他跟隨Friends Ambulance Unit到中國和緬甸,起初是救助戰爭中的傷者,其後開始照顧痲瘋病人,身處惡劣環境之中,他自己的健康也受到嚴重影響,以致須回英國休養。正當他在孟買等候船隻回國時,他巧遇甘地,也從此與印度結下不解之緣。1945年,他從英國又回到印度,為痲瘋病人建設適合他們的醫院。其後他和新婚妻子搬到喜馬拉雅山區Pithoragarh生活了16年,在這氣候惡劣、地理崎嶇的貧窮山區,Laurie Baker明白到自己在英國習得的所謂專業知識,在面前這種環境毫不管用,面對著岩石、泥土、紅土、牛糞、斜坡、地震、暴風、山泥傾瀉、白蟻入侵.....他唯有從當地村民身上學習經過千百年來的經驗累積而成的本土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


「我所懂得的建築,都是從觀察一般人的做法而來的;由於是一般人的做法,那些建築總是最經濟、最簡單的。一般人甚至不用聘請建築工人,就由自己的家人一起做便可以了。那是完全可行的,看看那些舊建築——例如有眾多小洞的木格子窗門能好好把光線和強光過濾;我可以肯定混凝土鑲嵌著玻璃的窗便做不到這種效果。」(“Laurie Baker: Life, Works & Writings”, p.3)

「我們『落後』的先祖一早已學會如何應付不同氣候帶來的問題,並與之共存。他們知道人字形或斜屋頂可以減低這些問題,他們瞭解空氣的流動,所以總會在接近地面處安排通風口。他們明白熱空氣上升,因此讓它從屋簷低處上升到屋脊高處的出口。他們深諳隔熱的原理並將其應用,屋頂物料形成中空的、多孔的保護層,而儲物地方則避免日間烈日照射。他們懂得牆壁如同屋頂會吸收和貯存熱力,因此盡量減少外牆的面積,並加以遮蔭防護。他們知道在太陽底下工作令眼睛疲累,所以要減少室內令人目眩的光線讓眼睛休息,少使用光滑、硬質、淺色的表面,多讓物料——木材、紅土、磚、石頭——自然呈露。他們對各種不同的建築物料的性質瞭如指掌,譬如說,他們懂得如何設計木工以避免木材的變形、扭曲和破裂。」 (“Laurie Baker: Life, Works & Writings”, p.7)


Laurie Baker一生致力研究和實踐「低成本房屋」,讓印度的貧苦大眾可以住得舒適和有尊嚴,為此他甚至常常走到垃圾堆中搜尋被棄置卻可用的材料。事實上,低成本(質素亦高)的房屋的重要原則就是利用就地和順應當地大、小氣候的(豐沛)材料(而非鋼鐵和玻璃等不可再生的物料),以及回歸建築作為一種手工藝的傳統,讓人的技術與創造力不致失傳。

而傳統,並不是口頭上說說,或寫寫文章便可傳承下去。Laurie Baker終其一生設計並親身建成無數房屋(單單在印度的Trivandrum便超過一千間)和其他建築物如教堂、學校、機構和醫院。這些房屋和建築,並非千篇一律,更沒有一套所謂設計的標準,每一間都考慮到其獨特的環境以及使用者的特定需要——因為Laurie Baker深信,一個多元的社會孕育著多元的夢想,而他努力一輩子就是希望更多人能實現他們各式的夢想,迸發人們對生活、生命的熱切追求。Laurie Baker的建築,就是他對理想社會的表白。

擁抱"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相信人們有能力築起自己的家園和夢想的人,當然不只Laurie Baker一個。Cornelis van Eesteren (1897-1988), Hassan Fathy (1899-1989), Bernard Rudofsky (1905-1988), Walter Segal (1907-1985), Giancarlo De Carlo (1919-2005), John Turner F.C. (1927-)等等身處建築行業中基進(radical)一端的人,他們都深深明白,專業化了的建築行業,只會令人類歷史不斷累積下來的傳統和智慧消失,令今人逐漸喪失創造和嘗試的勇氣,令社會的生命力萎縮。怎樣的建築,反映著怎樣的社會;主導二十世紀的「現代建築」、「國際風格」——即「可以符合所有國家和氣候的建築」或曰「居住機器」(Le Corbusier語),最適合現代全球化資本流通的集權或偽民主社會。以金錢和科技堆砌出來的現代建築,美其名以理性、功能、秩序為先,事實上最終只為了工業化下大量生產的可能:組件預製代替人的工藝(因此我們不再需要那麼多的釘板、紮鐵和石屎工人),鋼筋、玻璃和混凝土取代每個地方自有的物料資源,無需美感,或讓美感淪為利用電腦計算出來的幾何空間。不用介意每個人被磨平,生命的可能性被抹殺,讓別人的標準成為自己的標準(例如每個人擁有自己的物業,最好有海景、有會所),人人守(官方訂下的)紀律,惟其如此,舊日的混亂、非理性人類世界才會被摧毀,政權商賈才可以繼續掌管這個世界﹗

現代建築(或現代理性)早已為人詬病,但我們又有甚麼回應呢?好些人嘗試回歸傳統(不過傳統已受到極大的破壞,而且經過「現代」教育之後,大部份人均以傳統為恥,此乃終極破壞之源),但當中很多人也許只是以「傳統」作為裝飾、作為賣點。真正相信vernacular architecture的又有幾人?上述諸公,矢志一生,成功也好,失敗也好,為我們留下了無數經驗,活在廿一世紀的我們,又會為未來留下甚麼?(希望不只是藍屋、皇后碼頭、昔日半山豪宅或波鞋商場,以及大量不可分解的垃圾和毒物。)

(待續)          


  陳皮村藏書系列:
  • 認識建築 (Architecture for Beginners) (by Louis Hellman, 台北:時報文化,1998。)
  • 永續建築入門 (A Primer on Sustainable Building) By Dianna Lopez Barnett & William D. Browning,台北:田園城市文化,1999。)
  • 熱濕氣候的綠色建築計劃:由生態建築到地球環保 (林憲德著,台北:詹氏書局,1996。)
  • The Allotment: Its Landscape and Culture (by David Crouch & Colin Ward, Nottinghan: Five Leaves Publications, 1988/2003.)
  • Arcadia for All: The Legacy of a Makeshift Landscape (by Dennis Hardy & Colin Ward, Nottinghan: Five Leaves Publications, 1984/2004.)
  • Architecture for the Poor: An Experiment in Rural Egypt (by Hassan Fathy, Cairo: The America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69/2000.)
  • Dwellings: The Vernacular House World Wide (by Paul Oliver, London: Phaidon Press, 2003/2007.)
  • Laurie Baker: Life, Works and Writings (by Gautam Bhatia,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91/1994.)
  • The Prodigious Builders: notes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ose species that are traditionally neglected or downright ignored (by Bernard Rudofsky,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 A Shelter Sketchbook: Timeless Building Solutions (by John S. Taylor, White River Junction, Vermont: Chelsea Green, 1983/1997.)
  • Talking to architects: Ten Lectures (by Colin Ward, London: Freedom Press, 1996.)




讀者投稿:

《The Good Life:農莊生活手記》

Helen Nearing, Scott Nearing著,高志仁、梁永安譯

台北:立緒文化,1999。

晴天           

《The Good Life:農莊生活手記》正如其名談及的是甚麼是美好生活。對作者聶爾寧夫婦(Helen and Scoott Nearing)來說,美好生活是一種非主流的生活。

聶氏夫婦在二十世紀初試驗實行他們認為是美好的生活。他們遠離都市,買下山區一所農莊,種植有機食物,過著自耕自足的生活。他們的具體主張是:在經濟上儘量獨立於商品與勞力市場之外;在保健上,種植有機食物,實行身土不二;在社會倫理上,不受制於剝削形式、保育地球、不奴役人類和動物。他們尊重生命和奉行簡樸生活。《The Good Life》一書紀錄了聶氏夫婦歷時六十載對美好生活的試驗體會。

看畢了這本書,有很深層的觸動。除了婉惜聶氏夫婦早生了一個世紀,不為當時社會容納外,更深深的欽佩他們堅持自己理想活出自己生命的品格。他們在二十世紀初已經體現了現今世代倡議的環保概念,簡約生活以及和平、人道主義等理念。

《The Good Life》一書亦令人作出反思。也許一般香港人認為能完成人生的必經階段便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包括結婚生子、培育子女成材、累積財富以便過富足的退休生活,然而為了這些「美好生活」,我們付出了甚麼呢?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充滿張力和混亂。人與人之間高度競爭,互相踐踏。為了一份工自尊可以受到摧殘。在經濟方面,我們屢受大財團的剝削。週遭的環境受到極速破壞,我們亦沒有時間和大自然共處。這些都是現代人在現今社會生活心靈受到嚴重創傷的問題,但可惜為了追求「美好生活」,我們都不自覺自己正在受到摧殘,也許我們亦不覺察這些問題原是問題。聶氏夫婦在書中述說他們視每一個計劃和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戰。他們每一天每一刻都在選擇應該做甚麼。我們都市人有這一份自覺和醒悟嗎?我們每天對週遭事物作出「反應」(react),日復一日重複的生活,成為生活的奴隸。我們每天好像做許多選擇,但實際上我們有沒有「自覺」的在選擇呢?我們是否生活的主人呢?也許如一位朋友所言,在香港我們沒有空間亦沒有能力去反思甚麼是美好生活。

就讓我以下列聶氏夫婦的生活理念來結束這篇文章:

  • 生活就是由一連串的選擇所構成的

  • 我們應該把每一瞬間、每一小時、每一星期、每一年都視為一個機會,一個可以讓自己生活更理想的機會

  • 我們的未來,就是由我們的現在所塑造的

  • 會讓人生變得豐盛的,不在有所獲得,而在有努力過。



讀一回鉅著 活一個世代

文思慧

2007.8.9

三十幾年後重讀《紅樓夢》,是看英文版,只看首八十回,即David Hawkes的譯本。Hawkes不願譯後四十回(由John Minford接替),他的心情大概深愛紅樓的人都會明白;而作為Hawkes版本的讀者,也就跟隨著他停在「那堙v吧。

稱Hawkes的譯作為一個紅樓版本,是因為他雖為譯者,卻在序言、附錄、註釋之中做了不少工夫,更重要的,是他也作了一些內文的整理——這亦是深愛紅樓的人在所難免的。因為縱是首八十回的紅樓,也經歷過大中小型的修改與重寫,次數不可勝數,故必有破綻在,這樣,不單譯者,即使讀者也往往禁不住要就其中不太連貫的情節或人物,在心目中作一些私自的重整——而重整最終又會根據自己所屬意的一個故事/意識型態總結構去做,始得安心。

如果不深愛紅樓,也就不會這般自尋煩惱了。

當紅樓的改書人、續書人、評書人、修訂者、譯者、讀者......都一一參與紅樓創作之際,考據人之一張愛玲用了十年工夫去「五詳」紅樓夢,輯成《紅樓夢魘》一書。此書非常之難讀,因為張氏的寫作方式不像一般的考據的學術論文——鋪張一些論証以推導一些結論,而是將道理一口氣地直筆寫下去;不過她的思路清晰,行文引人入勝,令人甚有衝動去與二百多年前的紅樓作者及其身邊的評書人一起去想像各個構思所引申的藝術、邏輯與政治後果,比看奇斯洛夫斯基的「Blind Chance」所點出的人生一步差之毫厘結局繆以千里,還要過癮。

張愛玲作為文學高手,本身對紅樓人物及各式書寫所不經意地留露出的領略與品嚐,往往是本書讀者得到的價值不菲的額外收獲。至於讀Hawkes譯作對我來說的額外收獲,則是透過他的英文翻譯,加深瞭解一些從前不甚了了或瞭解得十分膚淺的中文字義或詞義,因為他採取了「一定要把含意全部譯出」的翻譯進路;可幸清晰之際絕不失文采風流。


從紅樓再環觀世情,雖無滿紙荒唐言,亦有一把辛酸淚,因問:有五番七•一遊行的香港「回歸」十年,以「個人就是政治」為主調的新社會運動幾十年(其實已不新了),要以怎樣的石頭去紀載?又有那些風月可鑑?

「個人就是政治」的主題之下,回歸十年的上街爭取,都愈來愈以結構性分析去解釋許多個人的不幸與不安,同時演繹出由改變政府政策、企業倫理、傳媒焦點去處理這些結構性問題的政治角度。事實是,視野總是環繞著向官商傳媒這些建制去要求、去遊說、去成為被對方注意的持份者,不幸地這樣的政治其實是依賴政治,即是常規政治。

反抗政治如果徒具其名,實則與常規政治無異,最是危險。譬如,工會及勞工團體就爭相競投政府和財團撥出的再培訓資金(麵包屑),搞所謂讓勞工「增值」的再培訓課程,結果擾亂工人的視線,更無法看清全球化下資本家操控自己的真貌。另一方面,即使自稱財政來源「乾淨」的民間團體,也以向捐助者負責為名,用現行的商業角度去設定自己的工作,提倡所謂ACCOUNTability、資源增值、追求卓越等等,簡直係全球化語言及思想污染的幫兇;再及近年流行的社會企業,所見者儘是企業思維吞噬社會價值,建制的一元思想透過有關的民間團體進駐到弱勢社群的靈魂深處。至於面對大眾傳媒,則欲拒還迎,小罵大依傍,以最搶鏡的手法公告最淺薄的訊息,口口聲聲說民眾參與,但對人民如何在高度消耗的城市生活之外去另尋出路,卻全無興趣;說到人民參與城市規劃時,諷刺地,所引用的都只是建築師等專業人士的觀點,可悲可歎﹗

同理,要於結構性層面追尋曹雪芹所寫的人生悲劇的根源,是否非要刻劃雍正王朝的獨裁,要曹雪芹甘赴文字獄,又非要讓曹家九族的集體回憶矛頭直指封建壓迫不可?難道批判政治就是如此?

曹雪芹如果不能從發掘不同的世界與世界觀去描寫現實世界與現實的世界觀,則對現實世界及其世界觀無論怎樣批判,也是無根及無品味的,悲劇的根源亦無從觸及。曹氏本來要一直寫到失去了輝煌家境之後的主角人物,以對照他們早期一時無兩的富貴繁華,這固然是一種對「盛世」的政治態度——可惜他未能完成這後四十回的對衰敗的描述。不過,他在頭幾十回的盛世常規政治中,卻經已另外發掘出生活的真正力量——那就是大觀園所育養了的青春煥發及出塵脫俗的愛與慾,及對民間醫學、女紅、鳥獸草木、詩歌、飲食居停及各種養生之道的興趣與尊重;以此去對照功名利祿的男性世界,其實就是在尋找生活何物中,鑄造出「個人就是政治」的抗爭。

紅樓夢的偉大,就是縱使只看比較完整的前八十回,沒有觸及和控訴那結構性的、以抄家與貧窮為主調的殘酷(甚至就如作者起初的構思那般,根本沒有抄家的戲劇性故事,只講由盛至衰的人間經歷與變化),但曹雪芹反省生活,在人的性格的幽明之處,在不同的處境中表達出嚮往自由與自由的體會,已令人領悟到不管常規政治如何膚淺,我們都不能膚淺地超越它;只有深刻地尋覓生活的真正不同的可能,才與常規政治有所分別——即不再依賴。我們不用永遠等候那萬變不離其宗的「政府政策的改變」;也毋須在強調「企業有倫理」中為企業塗脂抹粉,並助長企業化之世界成為唯一的想像;至於爭取傳媒焦點,這又與生活有甚麼關係呢:生活毋須焦點宣傳,卻須與願意一同過自足生活者共享,而正正是沒有「媒介」的專業篩選,才會慢慢地一起踏過生命中許多抉擇的險灘。

如果民間反對政治就是要競逐成為「新一代大論述」——如後物質、新香港人運動之類,那就太容易變成常規政治的一部份。當今常規政治的特色在於各組持份者共同按照既定劇本去做一場騷,而騷的特色是它並非生活,卻十分sexy。以單一的現代/城市生活為主體的全球化,其成功之處,是不用依靠純暴力去逼令人們臣服於其下,而是靠大家(包括其反對者)被潛移默化去採納它所訂立的單一標準——不同持份者的進退步伐為何、大家對「成功」的定義為何,都早有標準答案,抽離於衣食住行的大地根源而虛懸於都市雲端的傾斜的文化符號,亦被一一內化了。

若知紅樓是夢,生活的禮義節度既失,屆時若無可求之於的「野」——那沒有帝皇后妃、中央權力的從蒼茫世代中來,往蒼茫世代中去之境,又何以堪?尋找救贖,此時此刻我們尚「野」得起來嗎?卑微的芒草有沒有人去紀錄呢?炊煙與可供灌溉的川水有沒有人去守望呢?無權勢者的生活力量又有沒有人去體認呢?

掩八十回紅樓夢之卷,深引為憾事者,又何只是「紅樓之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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