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因遷居九龍關係，進了佐敦道一間所謂名女校讀F.1，是貪方便而非圖名氣，所以心理準備極少。一進校門的刺激物是中央大花圃的中央之處，有一枝懸掛米字旗的旗杆；以一間非官校來說，這真是「忠」得出奇。我幼承的庭訓是「身為中國人……」，故與這面旗的初遇即有點「撞邪」之感。
到了一九六七的暴動，一下子親(港)英或反(港)英的取態上了議程，立場一定要鮮明，而且分分鐘可引發暴力事件。暑假過後，學校後門一帶的校工宿舍貼滿了標語、大字報和左派報紙，旗幟鮮明地「反英抗暴」；我們便有意無意地走進去觀光。但最妙的是夏天裏的一場颱風，吹折了米字旗杆；我和兩三個不懷好意的同學相視而笑，繼而屏息靜觀學校有何取決——維修還是不維修？
結果進入冬季——本是米字旗高揚的Speech Day時節，校方悄悄地把旗杆殘肢拿走。冬季的花圃一片蕭索，我們亦冷笑以颱風為下台階的校方真是無膽匪類。
那邊廂當然也不是人人英勇。我家與一些左派人士有著邊緣關係，猶記得有一陣子左派電影公司及影人被港英盤查盯緊，我聽見有位有關人士說：「幸好早幾日暴亂發生時在醫院做手術，警方查問起來便可有不在場證據。」當時我心想：這不是團結一致的時刻嗎？為何大難臨頭各自飛？便看不起這種人。
但是，在關鍵時刻找下台階、顧左右而言他、「適當地」遠離風眼的人，又豈獨是官僚架構下那一二謹小慎微的小人物？反省自躬之下，我自己的成長也有不少逃避抉擇的時刻，有些至今記憶猶新。
也是Speech Day引起的事端。那時我被編進的那一班大多是非原校升中的「外來生」，在Speech Day前的音樂課中，要惡補God Save The Queen一曲。我們當中有一小撮不願唱，有一大部分唱不好，引起老師大怒，並將怒火集中噴向「站」(因為唱「國」歌，故要站)在最前排的一兩個同學，罵她們不出聲唱。我的「站」位處於較後排，所以沒有唱卻沒被發覺(回想起來我甚至懷疑自己曾否閃閃縮縮地躲在他人背後)。總之，肯定的是，當老師斥責前面的同學不開口時，我並沒有站出去投案以示團結和支持。
當下而言由於自己沒有唱過出聲，道德上似乎有了交代；不過此事在三十年後的今天想起來仍覺得不很對勁——大概對於自己被動(還是主動？)地抽離真正需要表態抉擇的現場，到底有遺憾焉﹗
另一件「抽離」事件也是發生在F.1時候。當時全英語教學令班上好多同學都莫名其妙，或確切點說，是莫名委屈——明明不算蠢卻成了傻瓜模樣。有一節數學課，老師教完了整整一堂的課程後，循例問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同學阿Jane竟然認真地舉了手，還答道：「I don’t understand。」老師問她不明白甚麼，她就說：「English」。她的老實像炸彈一樣令我們訝異而興奮；因為就以我來說，對那些英文授課也是似明非明。不過，在那千鈞一髮之際，我並沒有舉手支持阿Jane說英文難明，只是聽著這個心腸還算不錯的老師用中文解釋了一遍，因而讓整個問題個人(阿Jane)化，也間接將阿Jane問題化了。
在需要取決時就開小差，不斷製造不在道德抉擇現場的藉口和證據，是一種久而久之便會成為習慣的態度。所以，往後幾年的中學生活裏，我也再沒有類似的具體經驗片段印在腦中，只是籠籠統統地積聚了些抑鬱之情，無法化解，揮之不去。
直至F.6那一年，午飯後我與同學在五樓課室外的欄畔聊天，望見一男子在校門處派發傳單給進出的同學，當時我知道必是關於保釣示威的宣傳刊物。就在那時就見到副校長氣沖沖地走到校門，把男子驅趕到門外的行人道去。我們在欄畔再看了一會，便悻悻然的回到課室等上課了。當然亦沒有花力氣跑到門口為該男子打氣，更沒有因此事組織同學向副校長表示不滿。我那時對中學生活已十分厭倦，並且瞞著校方自修報考了中大，心中覺得學校的一切對我都已無關痛癢，然而，真的如此嗎？抑或這所謂平靜與淡然，正反映出我在平庸的長河裏浸淫太久，以致經已沒頂？﹗
不久前我再見阿Jane ——她F.5後便離校學護士，向她重提當年數學堂上的事，但她已記不起來。又月前因工作所需，二十四年來首次回到那間中學去辦理一些事，穿過校門，上了幾層樓，走進了音樂室……想起那些提早乾枯了的青蔥歲月。英國的殖民統治指日結束，但人生考核我們能否站出立場、作出抉擇的情景當然不會隨之消逝。相反，更多抽象偉大的「道德」口號一旦冒起，我們其實將有更多的託辭去躲匿於「歷史洪流」與「群眾」之中，遠離真情實況，逃避考核。
但不投入真正的道德考核，人的自由意志就沒有發揮的機會，沒有自由意志衝擊的社會是平庸、慘淡而衰敗的，壓制者的聲威亦會日漸增長——因為我們其實已站到他們那一邊去。
哈維爾的《試探》一劇告終時，主角Fistula不斷迴避立場因而在「試探」跟前敗陣下來的真面目，終被揭破，代表惡勢力一方的「首長」一角便奚落他說：「Fistula，你如常地永遠正確。不過，你怎可以侍候所有主子而又永不露出馬腳？總不能盡取好處而不付出點甚麼作代價的吧。每一個人都要決定自己站在那裏的。」
九七與否，政權誰握，我們都照樣地受到試探。我少年時代的失敗，正好為自己映照出今日多少要做些決定的信息。
(原刊於《明周：〈我們是這樣長大的〉特輯》--投稿，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