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實用中學的認識甚少，概念上知道它們的構思始自一九九零年教統會的四號報告書，理念上是將「無心向學」的學生集中在一起，讓他們回到「學校大隊」，從而避免行為偏差情況惡化，流連在「外」因而觸犯法律。
親身經驗方面則有兩回。一次是工作關係到其中一個實用中學觀課。眼見班上人數少，老師在談天氣氛之中與學生試驗做「浮雕」，過程令人頗為暢快。有個別學生的天資甚高，放在家境富裕的背境下極有可能被選入「資優」類，不過現實是他與同學們在一所校內有挾棍男人巡邏的實用中學內渡過中一至中三生涯。
另一次經驗是作為講者在禮堂台上向另一間實用中學的同學演講「環保」。現時仍深深印在腦海中的是同學在發問時的表現，實屬我歷年來在學校內所僅見──社會批判意識抒發得頗為盡情，令人耳目一新。
我不敢說實用中學在「社會操控」、「社會分隔」的惡劣創立原意中，憑著人的自由意志與創造的願望，已開發了一個逆反的教育新天地──這肯定是言過其實；何況，被標籤了「無心向學」、「行為及情緒發展有偏差」、「家庭有問題（因此本人亦很可能有問題）」等等，正是連串社會排斥的一個環節，緊緊扣連著其他削減平等參與機會的資源與制度性安排（如將實用學校所強調的才藝訓練連繫到他日只獲低報酬低社經地位的職業處去。）不過，在實用中學十年存在的歷史裏，有甚麼嘗試？有甚麼努力？有甚麼驚喜？有甚麼學習的經驗？有甚麼挫折？又可否從那裏再出發？這些故事卻在二零零零年一份教委會報告中平地一聲雷──宣告「實用學校主流化」──中，被一腳掃開。（新政）更惡劣的，是此舉將「主流化」幻變為正面的價值，及從而掩飾了主流學校教育的百孔千瘡──尤其是主流學校教育與主流意識形態繁衍之關係，及兩者如何支援著政經及社會權力不均這醜陋的現實，都完全被掩沒過去。
面對這種吊詭的情況，簡單的出路就是倚仗一些抽空的「公平」觀念，將「回歸主流」視為終止教育中的階層化的「契機」。在這前題之下，保持實用中學便屬於有違「公平」，主流化就是教育理想之實現，於是，剩下來的問題，就僅在於要有怎樣的一系列「接收」這些實用學校的學生回到正統的安排措施與資源增加，才算是最有效的「融合」而已。由此可見，不論一直對「實用學校問題關注小組」的「保校」要求不予支持的「教協」，乃至因憂慮主流學校的現有資源應付不了「回歸主流」的學生的「香港學校訓導人員協會」，與及提倡要有足夠配套才可行主流化的「教評」，雖然在現階段對「保實用學校」的支援有所不同，但在基本上都沒有質疑主流學校教育所代表的價值觀這立場上，卻是十分一致的。
教育工作者的工會／團體，未能從這場實用中學主流化的辯論及反對者的艱苦抗爭中，凝鍊出對主流學校教育的反省批判，那麼，有關的重擔，又由誰去挑？主流學校教育無論從課程內涵以至教授過程，皆未以學習者（多樣的、有不同需要的學習者）為主體，而只是為社經體制那更全面的分層分等作選拔──主流價值（如「優」勝「劣」敗、個人要不斷加強競爭力、每個人爭取擁有更多「資源」的社會才是進步的）在這選拔過程中，不斷得到鞏固。面對此頑強勢力，求變的推動力又會從那裏冒生？
在這次「主流化」過程中，完全被排除在外的實用學校非高層員工及學生、家長，根本從未被「諮詢」，更遑論其經驗與體會會被尊重。他們被打壓了的聲音，當然一方面可以講述出他們在學校的經歷──他們個人的、集體的對教育和非教育的思想、感情、期待、掙扎，乃至在一個階段所凝聚出的歷史軌跡，都可迸發出回擊「教育＝一元模式＋選拔流程」這惡咒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沒有被收編的、來自生活的抗爭的聲音，本身就是力量。 「實用學校問題關注小組」沒有將實用學校約化為「納入正軌」前的「中途轉運站」，他們的抗爭道路因此亦超出了「鞏固主流」此「終極」議程的規限。沉睡不起的教育可否就在以人為本的思維與逆反精神的得到釋放？
配合「關注小組」的努力的朋友，包括一些理大師生、跨界別的組織者。他們的支援工作，包括在六月廿三日舉行的論壇。這些嘗試反映出跨界別的組織者及其他關注人士毋須墜入「界別」的框架內，他們對這次「教育界內」針對主流化的抗爭，正顯示出他們關注到實用中學內的經驗不能被刻意埋沒，既是一場具有普遍意味的抗爭，也是對有關的特殊身份的追尋。畢竟，「民間」不是一個個ｘ既定「功能」（包括補鑊及抒緩社會不滿功能）的利益結合體，民間社會的成形、壯大有待跨界別的，但也是源自生活的人本追求的聲音的迸發。
(原刊於《街角》2002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