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生命 無限分嚐》
一個人的死不單是她/他自己的事，也不單是其家人、朋友的事，那也是社會的事。她/他的家人和朋友，與臨終者同行最後階段之時，怎樣走這一步——有怎樣的態度，有怎樣的資源，有憾還是無憾……終究反映著我們的社會怎樣看待死亡。家人和朋友，在某個意義上，只不過是代表了社會的一種精神面貌，和它底承擔感之強或弱。而善終服務，雖說是為臨終者的家人和朋友而設，其實也是一個量標，考核著我們的社會是否有那種智慧、成熟、仁愛去向臨終者道謝，去說再見，和坦然地讓生與死作無間的交流，從而集體地體認出對人在大地上、星辰下的種種經歷，有所珍惜、尊重和記念。
我媽媽住南朗醫院七天半後逝世。而從發病到進入南朗亦僅五天。那頭五天內我們母女掙扎著學一個生死的速成課程，然後到南朗去走最後共處的日子。我個人雖說二十年來均有心理準備某一天要跟媽媽在塵世上道別，但畢竟事出突然；何況媽媽晚年依然活躍，對死亡的來臨有身體上的直覺卻無思想精神上的準備。來到南朗，經歷到的支援，有些當時就感受到，有些事後平靜下來才能細嚼。但總的來說，對於我們在最後共處的日子，身心上能夠比較適然，善終服務的確為我們開啟了一度門。
不能忘記：有一天我問南朗的一位醫生，以我媽媽的病情和院方的處理技術，她是否真的可以較舒服地走到最後？他回答說：「真的不能確實答你，因為我未曾死過；唯有希望精神的提升可令肉體的痛苦顯得不太重要。」這樣誠懇的分享，我當然不能忘記。
另外一個下午，南朗的臨床心理學家用各種方式提示我，媽媽可能最不放心的是我。我嘗試駁回，卻自覺理虧，於是馬上回到媽媽床邊把其他人請離現場，向媽媽細訴她不用掛心我的理由。她的眉心從此舒展，年青時的情態慢慢浮現臉上，到了晚上，已像孩子般無牽掛地和護理人員玩猜顏色遊戲。翌日，她就放下大半生勞頓緊張的心情，安詳地離去。
這些教人在憂傷中感到安慰的情境，如沒有南朗的朋友陪同走這最後一程，我們是不太可能達到的。
但願我能為南朗病友在花園裏種下三兩株花草之際，我們的社會亦能更注重死與生的尊嚴，予善終服務更堅定的支持和更廣闊的天地。
作者按：本文原應南朗的同事邀請而寫，他們當時在編一本有關善終醫院的書。但書未面世醫院已因港府「節省醫療資源」而關閉。垂死的人沒有經濟價值，他們就沒有重要性——有時覺得，香港是一個人性走到末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