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有聲自西南來者

陳皮妹

08年暑期香港書展內有個西班牙主題，情況是怎樣的？我因健康理由沒有到場參觀，不知道，問出席過的人也一臉茫然。有人說，書展是講生意的場合，讀者不知道那個西班牙主題搞甚麼都唔出奇。但我想：總不應完全不留半點文化影響痕跡吧，若是如此，就真是浪費——西班牙文的作品，由歐洲的西班牙一直寫到中、南美洲，幾個世紀來表達著兩個洲一個海洋的情思與智慧，怎麼可以搞個有西班牙主題的書展而大眾卻沾染不到半點風情？

西文書寫的作品除了時空幅員廣大，它與西語境內不同社群所碰撞出的山光浪色，也是千重萬疊；連帶有關的文字也發放諸般異彩——並非「西文」一詞可以單一承擔。哥倫比亞的Marquez就說過他的一本少作在西班牙出版時，他的文字被改得非常馴雅，淡去了拉美的獨特稜角，令他十分懊惱。智利的Neruda也說過，南美文學不像西班牙文學般精緻——不單在內容上，因為內容也反映在文字風味上。再者，環繞加勒比海諸國的燦爛陽光，與直入南極圈內的冰凍海岸與海洋，進入文章之後，又焉會同色？

「西書」(英、中譯本)陳皮村有少許收藏，去不成書展又問不出個所以然，唯有回頭往藏書中找一點涼/糧食以消夏日永晝。不料愈讀愈覺浩瀚天地無邊無際，夏天過去，秋天又過去，中間又夾雜其他撿起來一時難以放下的種種閱讀，沒完沒了，真是頭大，卻倒也大得十分愉快。

第一個決定，就是先看中、南美而捨西班牙——單看楊絳中譯《小癩子》的序中提到西班牙的流浪漢文學傳統之悠長，已令我自慚形穢；即使近一個世紀的出色西班牙詩人，在Neruda和Marquez的自傳中合共提到的當不下於一百人，其名字對我來說幾乎全部陌生，故那得不暫時擱下？唯Lorca的傳奇命運與西班牙內戰(他的死是內戰第一槍)有著種種聯繫，或引發種種聯想，而西班牙內戰對整個拉美的文藝與理想主義世界有極大震撼力，墨西哥的Paz說他經歷過人生最美好的一面(不單是美好時光)，就是在西班牙內戰的「進步連線」中所發生的一切一切。Lorca雖然英年早逝，作品至今仍光芒不減，他在美國訪問時對城市之幽暗刻劃至深，今時今日讀起來也依然突出，這自然又對比著他在西班牙鄉土的一番情意。拉美作家對Lorca既然都有一份親切，讀他們時也不免要看看Lorca。其實，三十年前台灣的楊牧也寫過一些仿傚/關於Lorca的詩，可見Lorca也是世界的。

  陳皮村藏書系列：Lorca和關於Lorca的書

• 'The House of Bernarda Alba and Other Plays', trans. by Michael Dewell & Carmen Zapata,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1.
• 'Poet in New York', trans. by Greg Simon & Steven F. Whit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2.
• 'The Death of Lorca', by Ian Gibson, St Albans, Herts: Paladin, 1974.
• 楊牧，《禁忌的遊戲》，台北：洪範，1980。

拉美作品充滿故事，故事中充滿生活，生活是政治，他們的故事便政治到極。講故事的表表者是Marquez，他多年從事報刊工作，跑了許多故事，但他的故事帶著歷史中的政治、政治中的煙霧迷離而來，詩意十足。Paz的論文則是詩意地寫文化，他的文化是昇華了的故事，卻又是論辯性極強的詩，是政治到極的文化評論——出現在文化評論成為當紅學科之前，故無學院的大堆術語，卻瀰漫著一片生活的反思。

有趣地，Neruda說他的詩只為人民的生活與人民的革命而寫，但不要誤會政治就是他的詩的內容，他的詩的政治其實在乎被人民廣泛唸誦，不識字的人也唸誦，勞動中的人也唸誦……一切都源自詩的生活力量，生活有力量，人便是故事的主人(protagonist)，這就是Neruda追求的拉美詩情。

有一位阿根庭詩人Gelman比較少人提及，他的詩也十分政治性——那是與殘暴政權正面抗爭的政治，他的兒子、懷孕的媳婦在一夕間被捕、人間蒸發。他要就此寫詩，但他也寫了從文字的活潑與雅趣中取得極大興緻的詩。生活的故事是很多樣的，動人的詩因此也是多樣的。

  陳皮村藏書系列：Neruda, Pablo

• twenty love poems and a song of despair (Trans. by W.S. Merwi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9, 2001)
• Selected Odes of Pablo Neruda (Trans. by Margaret Sayers Peden,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0)
• The Captain's Verses (Trans. by Donald D. Walsh,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Books, 1952, 1972)
• Fully Empowered (Trans. by Alastair Rei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Books, 1967, 1995)
• Extravagaria (Trans. by Alastair Rei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1969, 1996)
• 聶魯達詩精選集 (陳黎、張芳齡譯，台北：桂冠，1997)
• Memoirs (Trans. by Hardie St. Marti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1978)

  陳皮村藏書系列：Gelman, Juan

• Unthinkable Tenderness: Selected Poems (Ed. & trans. by Joan Lindgre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Marquez之外，著名的拉美說故事人還有Allende。Marquez說他自己是為著一些生活的環境所呈現的過去以至現時的故事，令他體認到事事關情，由是有了寫作方向，也有了人生方向。Allende則明快地表白，她只寫她本人的遭遇，但她的遭遇也是她來自的歷史與社會的遭遇，她便以精警的、流暢的說書人身份，一一娓娓道來。

Marquez與Allende的故事，分別是關乎他/她成長、成熟期所遇上的人(包括一大堆家人)，當中有不少是不同部落的印地安土著、也有由非洲被賣到美洲的各部落的黑人。Marquez的《Of Love and Other Demons》的「白人」女主角便是在一群黑人家奴中學曉一切，反而在自己的語言與階級世界中陷入極度靜默；白人都說黑人奴僕說話不盡不實、性好說謊，其實黑人奴僕只是要保護自己的世界，這位「白人」女子也是。

Allende對於拉美的女性的生活處境與政治，有著諸男作家所沒有的批判與動人的刻劃。她的女性主義角度活水長流，引申到她對各種不平等的關注。其自傳生動地道出她的祖國智利對印第安土著的嚴重歧視，乃至納粹主義也在境內有「光明正大」的活動空間，就算在歐裔智利人之間，也有誰比誰更「白」的比較與尊卑之別……總的來說，Allende透過講出很多意味深長的故事，將她所熱愛的智利家鄉的不那麼光明的一面，訴說得清清楚楚。而對於這個家鄉內女性無盡的自我犧牲，更是Allende所直接指出的大課題。就這個性別問題，除了Paz就墨西哥而作的文化研究中也深入探討、豐富呈現之外，一般南美著名男作家基本上都視若無睹。

  陳皮村藏書系列：Allenda, Isabel

• The House of the Spirits (Trans. by Magda Bogin, London: Black Swan, 1985, 1992)
• 精靈之屋 (張定綺、羅若蘋等譯，台北：時報文化，1994)
• Eva Luna (Trans. by Margaret Sayers Peden, New York: Bantam Book, 1987, 1989)
• The Infinite Plan (Trans. by Margaret Sayers Peden,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1, 1993)
• Paula (Trans. by Margaret Sayers Pede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 Aphrodite: A Memoir of the Senses (Trans. by Margaret Sayers Peden,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1999)
• 春膳 (張定綺譯，台北：時報文化，1999)
• Daughter of Fortune (Trans. by Margaret Sayers Pede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9)
• Portrait in Sepia (Trans. by Margaret Sayers Pede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1)
• My Invented Country: A Memoir (Trans. by Margaret Sayers Peden, London: Flamingo, 2003)

  陳皮村藏書系列：Sor Juana

• A Sor Juana Anthology (Trans. by Alan S. Truebloo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Sor Juana是十七世紀的墨西哥修女，她在當年打破傳統，以女性身份立志終生從事各門學術研究，至死不渝，且成就非凡。]

值得一提的是，Allende成名作《House of the Spirit》的結尾，就將拉美女性的困境及透過互助互愛，最後得以超升的可能性，以一節最曲折卻又回歸平靜的故事表達出來——書中家族的第三代女主角在智利七三年殘酷的軍事政變餘波中，在被囚時遭輪姦虐待，獲釋之後經過一個在諸女性幫助及治療的「中途站」後，回到家中收拾殘局，整理外祖母日記之餘，以安靜的喜悅去期待被輪姦而懷有的孩子(她心中已知這必是個女兒)的誕生。這樣震撼的結局，最辯證地表達了一向被片面歌頌的、在為男人不斷犧牲中發揮其存在特色的拉美女性，其實要經過正視和譴責男權世界的暴力，以及追尋未來世界如灰燼中冒出的溫柔的火之鳥，才能迸發出真正的力量。

拉美男作家也多是實際政治中的政治人，令人不免好奇這些觀念上的理想主義者在實際政治的混水中如何/能否創造清流。事原好些拉美國家都給予國內的文藝工作者——特別是詩人——很高的社會地位，又透過分派外交職位給這些文人讓他們得以在世界各地(特別是歐洲，及歐洲中的法國)充分遊歷、經歷和享受閑情，不用為生計擔憂。卻又正是這原故，這些作家的「時運」便隨本國政權的轉易而不斷改變——有時意氣風發，有時甚至流亡海外。

不知是否作家常常都與外交職位掛鉤之故，好些在著作境界上對人的感情有最含蓄細密的捕捉的作家，在政治傾向上卻是十分簡明的——例如義無反顧地當一名共產黨員。不過，這裏面還是因人而異的，如Neruda的強勢政治參與，便與Marquez只是與一眾左翼國際政要時作碰面傾談，有所分別。當中，Neruda曾被選為議員及當過智利左翼聯盟的總統候選人，又終生不二地追隨以蘇聯為主軸的第三國際，其政見與政壇事跡，映照著其作為詩人的情懷，尤其教人好奇。

Neruda在自傳中用了頗大篇幅講述他與史太林時代發生的官方與半官方(其實亦即是官方)關係，關係其實看來都是文藝性及民間性的，如擔任史太林文藝獎及列寧和平獎的評判，及將獎狀送到得獎者手上(例如將和平獎頒與宋慶齡)。他與蘇聯政壇中活躍的詩人及各國親蘇的左翼詩人都過往從密，對他們表示極度的賞識。

這裏面卻仍有兩三個有趣的情況，反映著Neruda作為充滿理想激情的共產主義者、率性地自稱永遠站在人民那一邊並為他們作詩的詩人，在面對共產政權中的很現實的權力政治時，如何保持與人民共進退，是絕對耐人尋味的事。第一個情況發生在他乘船沿長江往下游遊覽時，途中見農民向毛像叩頭膜拜，他的「接待人」艾青在處理他的小小個人要求時，又因著官方的招待模式所限表現得極之僵化，凡此種種，令他發出微微的意在言外的感喟，意思是這些(弱點)可能是(中國)文化使然，即，與共產官僚制度無關。第二個情況在同一個旅程上發生，他的一位拉美詩人朋友正因著來自蘇聯的愈來愈多暴露了史太林恐怖統治的消息而陷於崩潰邊緣，這個朋友更於回國後永不再涉足政治，但Neruda卻並沒有因著這些事情而沮喪或重新評價蘇共政權，只是認為可能史太林基於個人一時偏差，搞了一點個人崇拜，遂產生了一些錯誤。

第三個情況是關於Boris Pasternak。Neruda表示在一眾他欣賞的蘇聯詩人中，雖然Pasternak與其他的不一樣，不屬於官方推重甚至有任務在身的那一群(寫《Doctor Zhivago》的Pasternak其實是官方的眼中釘)，但他也極之喜歡他的詩。但他如何回應官方對Pasternak的打壓？Neruda是這樣「解話」的：在蘇聯，即使對Pasternak的無活力政治觀批評得最狠的人，也常常隨口能唸出Pasternak的詩給我聽。

Neruda這種「顧左右而言它」的回應政治現實方式，也出現在他後來評價蘇聯翻譯Marquez小說時把內中「色情」篇幅刪掉的事件，他說：世界不是栽滿玫瑰的花圃。

總的來說，Neruda的《Memoirs》書寫拉美「尚未完成、從未完成」的共產主義理想時，盡情寫出其拉美同志以其真心及熱情投身共產革命，的確極具詩意豪情，令人難以質疑。但出了拉美土地，他以個人偏向、文化特色等「理由」去「解釋」共產政權實踐上的偏差，卻令人詩興索然，甚至認為他有種族主義之嫌——蘇聯雖然經歷著史太林的「偏差」，卻依然可親可敬；但在中共的整肅中，老左派作家丁玲一邊被派來招呼他這個共產主義友人，一邊其實正遭受嚴厲批鬥(他無意中發現的)，這現象卻被他視為「扭曲變態」。

在這些問題上，Allende少了一些包袱——她可以全情支持那個終於在1970年被民選出來執政的共產黨(她的叔叔正是那個民選總統，三年後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智利軍事政變中喪命)，甚至在左翼政權執政之前，擔任了為「即將來臨的新社會」設計人民服裝的角色，不過回想之時，她亦能夠坦白地承認，那些貌似樸素的服裝其實十分醜陋。歸根結底，建設一個新社會談何容易，所以需要坦誠面對各種錯誤，不能逃避。但這又是難中之難的。

此中最需要學習的，似乎在那齣有關Neruda的電影《Il Postino》中已說得最明白——要了解他人，特別是那些比我們不幸的人，在其特別的處境中，如何(難於)達致那最浪漫的境界，包括革命的境界，真是最大的挑戰；那是挑戰著我們能否感受到他人的難處、苦處、痛處，特別是當我們已升上高空，對地面的群眾只作一鳥瞰式巡禮之時。

影片中一個意大利赤貧漁村的卑微郵差景仰逃亡來到的Neruda，掙扎著要認識詩與政治，郵差的路應怎樣走？？？影片中的 Neruda沒有閑情去理會他。這當然是個虛構故事，真實的Neruda在家鄉競選議員時，其實是走入智利生活及地理條件最艱苦的山中礦坑中，與礦工同住的。但是，Neruda又的確是一個進，可忙碌於國際政治舞台，退，又有條件住到萬里無人的南極圈內小島上，讓海岸為他守住他的私隱的一個人，相信他對於要告訴一個卑微郵差要邁向詩壇與政壇的路途怎樣走，的確有一定的困難。

Marquez不論在微時或成名之後，都與很多政治中人時有往還，但他自己描述這些過從片段時，比較著重與他們的文學交流——即使卡斯特羅也只與他交流閱讀心得，又評論他的作品，至於面見米特朗夫婦，他則在事後懊惱於不能和他們暢談文學，並說米特朗夫人亦就此感遺憾云云。

可見Marquez的終極關注其實在那令他開始時決定一頭栽進文學、又終生如癡如醉執迷不醒的家鄉人情世事。那裏的故事如繁星般張開羅網，箇中有幽有明或間中幽明難辨，呈露了複雜的人間世，那裏當然有政治，但如此呈現的政治，並綁不住它的作者。

總之，一眾拉美作家在政治上流露的個人操守及風格，本身已令人印象深刻——Paz因本國政府鎮壓學生遂恥與為伍，辭去駐印度大使之官職；而Neruda，則在他終生盼望的左翼執政出現了三年便如燭光迅速被掐熄之際，便隨即與世長辭。投入之深，不待多言。

  陳皮村藏書系列：Marquez, Gabriel Garcia

•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Trans. by Gregory Rabassa, New York, Avon Books, 1967, 1971)
• The Autumn of the Patriarch (Trans. by Gregory Rabassa, New York, Avon Books, 1975, 1977)
• 獨裁者的秋天 (楊耐冬譯，台北：志文，1989)
• The Emperor of the Amazon (Trans. by Thomas Colchie, New York, Avon Books, 1977, 1980)
• 愛在瘟疫蔓延時 (姜鳳光、蔣宗曹譯，台北：允晨文化，1985, 1995)
• 迷宮中的將軍 (尹承東、蔣宗曹、申寶樓譯，台北：允晨文化，1989, 1995)
• Of Love and Other Demons (Trans. by Edith Gross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1996)
• Collected Stories ((Trans. by Gregory Rabassa & J.S. Bernstei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 馬奎斯小說傑作集 (楊耐冬譯，台北：志文，2001)
• 異鄉客 (宋碧雲譯，台北：時報文化，1994)
• Living to Tell the Tale (Trans. by Edith Grossman,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2, 2004)

  陳皮村藏書系列：Paz, Octavio

•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by Lysander Kemp, Yara Milos & Rachel Phillips Belash, NY: Grove Press, 1985.)
• 雙重火焰——愛情與愛欲的幾何學 (蔣顯璟、真漫亞譯，台北：邊城，2004。)

  陳皮村藏書系列：其他

• Antonio Machado: Selected Poems (Trans. by Alan S. Truebloo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 Blood of Requited Love (Manuel Puig, trans. by Jan L. Grays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84) [本書從側面寫出某些拉美女子的命運，頗具震撼性。Puig最著名的作品是《Kiss of the Spider Woman》。]
• 綠房子 (秘魯：Mario Vargas Llosa，孫家孟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

而最後，當歷史塵埃落定，我們對Neruda的記憶也許卻是他一生不斷重訪及滋養他一生的家鄉——那裏天上的一眾星座、瀕近世界盡頭的海洋韻律、沙灘上的各種生物所寫成的歷史遺痕、及幾乎已成為他個人標誌的魔術的藍。至少，對我這個讀者來說如是。

若言藍色是他的本色，那是因為本色裏最見一個人的真心。到底，藝術，如宗教、哲學，往往是一顆逆反的真心的歸宿；而政治，則總是在那麼多常規之中，要保持不斷尋求「反政治的政治」的真心，實在談何容易。